和其它拉丁美洲國家一樣，巴西也是個兩極分化的國家，巨大的財富與可嘆的貧窮共存，鄉村的落後與都市的進步相對。
但是，和鄰國不同的是，巴西大體上能避免兩極間公開的衝突。 巴西歷史上也從未發生過流血的革命或內戰，然而有驚無險的暴風雨卻經常出現。
這個國家之所以能避免陷入動亂不安之中，得歸功於巴西人不可思議的妥協能力。 他們不但能找到折衷點，而且永遠能和平的解決任何棘手問題。 這種處事技巧是巴西國民性中不可或缺的特色，它不但表現在政治上，而且還表現在倫理、法制、財務以及人際關係等無數層面上。 巴西雖然也有“極端”反對，但是卻只有少之又少的“絕對”，任何事都有商榷轉圈的馀地。
解釋
巴西二十世紀主要的政治家，已故的唐克雷多·內維斯（Tancredo Neves）總統最喜歡說：「事實如何並不重要，如何解釋才關係重大」。 既然「解釋」是有彈性的，所以「事實」當然也就是可以隨意更動的了。 正如唐克雷多·內維斯所說，巴西是個「解釋」無窮，卻極少 「事實」的國家，一切都聽憑當時的情況而定。
就拿交通號誌的例子來說，在巴西，就和所有其它國家一樣，交通燈號也是分為紅、黃、綠三色。 任何人都可能推想，這裡的駕駛人也和世界上其它地區一樣，碰到紅燈便停車，其實不然。 巴西的駕駛人是在絕對必要的時候，才去理會那亮著的紅燈，把車停下來。 但是，又有多少時候是真有停車的必要呢？ 在某些顯而易見的情況下，紅燈只不過是一種無意義的騷擾，或更糟糕的，是一種潛在的危險。 如果根本沒有人從對街橫越過來，為什麼要浪費時間等待號誌燈變綠？ 而在深夜裡，你為什麼要理那紅燈，在大街上停下車來，而成為任何路過罪犯的攻擊目標。 就只因為燈號的顏色不對？ 就在如此這般疑問下，巴西人發展出一套無與倫比的本事，為放諸四海皆準的事實賦予了獨特的個人解釋。
法律
巴西當然也有法律，而且是成千上萬條約法律。 但是法律在巴西，就好像是疫苗注射一般，有的人能接受，但它的人卻排斥。 為什麼一個大體上奉公守法的國民，必須被迫遵從一條明明是愚蠢無比的法律？
巴西雖也有一個最高法院，但卻很少靠它來判定某條法律是否違憲。 這個責任，可說是落在全國一億四千萬人民的肩上，大家各憑著直覺和常識，日復一日地履行著糾正違法、懲治不當的義務。 於是，因人而異，因地制宜的法律，便順乎自然，又富人情味地變更、演進著，而根本不必經過喧嘩、繁複的法定質詢和對簿公堂等步驟。 同時國會也省去了修訂法律的工作，因為不好的法律根本不必費心去修訂或廢除，它們自會逐漸消失無蹤。
在某些情況下，就連荒謬可笑的法律也不乏支持和擁護者。 例如，巴西有一條有關出版業的法令，根據該項規定，任何想在巴西出版報刊雜誌的公司或個人，不論實際需要與否，都必須聘僱備有證件的巴西籍新聞從業人員，而這 只是當地新聞工會，為了保障會員的工作機會所使用的手段。
對於那些發行僅供內部傳閱的機關報和供客戶參考的簡報的公司而言，這條法律便顯得十分累贅，因為僱用一位派不上用場的職業記者只會增加無謂的開銷。 但為了避免與工會間發生不愉快，這些公司還是依法聘僱一名正牌巴西記者，並將他的名字印在發行人欄內。 這些記者雖只能領到微薄的薪水，但相對地，他也根本不需要工作，如此一來，工會開心，記者開心，公司也開心，而在理論上也符合了法律的要求。
詔脫的定義
這種別出心裁的解決辦法，可歸納稱為「詰脫」（jeito）。 這個葡萄牙文在過去幾個世紀以來，難倒了無數的辭典編纂者和譯者。 巴西最好的葡文字典，更是花了近三分之一頁的篇幅，嘗試去為這個字下個定義，但卻依然不得要領。 雖然這個字有多重意義，但是「詔脫」最常見的用法就是「給一個贅脫」（dar um jeito），根據字典的解釋是「為特定狀況尋求解決或脫身之道」。 在巴西既然「特定狀況」和「事實」一樣，都可以很有彈性的去解釋，解決之道當然也就可能變化無窮，以致創造出一種正統的巴西藝術—「詰脫族」。
官僚的繁文褥節
雖然官僚體制與「詔脫」（jeito）孰輕孰重的問題，尚有待論證，但是兩者卻是相依為命，缺一不可。 在一個被多管閒事的官僚和浪費時間的繁文褥節壓得喘不過氣來的國家裡，「贅脫」便是民族的救星。 西元1979年，巴西政府創立了「全國反官僚計畫」（Programa Nacional de Desburocratização）機構，以減少其自身的繁文褥節。 雖然該機構的名稱是那麼冗長繞口，但該計劃卻一度獲致空前的成功。 可是不肯罷休的官僚主義隨即就進行了還擊。 如今，由於該計劃已大抵廢棄不用，所以個人只好各憑造化自求多福，尋找解決之道。 巴西人最引以為傲的是，他們能為簡直不可能的情形，想出聰明又巧妙的解決辦法。
大部分的個體「詔脫族」（jeito），是起因於一般百姓和官僚規定間的衝突對立。 絕大多數的這類規定，都缺乏理論基礎，完全為存在而存在，卻必須遵守服從之。 有一位加拿大外交官，好不容易獲準去參觀一個亞馬遜河地區的印第安人部落，但是在行前最後一刻，主管官員才告訴他，尚須繳驗一張胸部X光照片，可是這時已經趕不及 再去照了。 就在這位外交官的亞馬遜河之行似乎已註定快要泡湯之際，誰想到事情又有了轉機—他竟然以另一個人的X光照片充數，居然獲得批准而成行，這也可說是 在理論上滿足了法規的要求。
關說者
類似這樣的解決辦法，通常必須獲得和「詔脫」焦不離孟、孟不離焦的官僚體制認可才行。 為此，若干的「打點」 便勢在必行。 然而並非所有的人都擅於進行這種“打點”，對於數額大小也毫無概念。 為了解決這個情況（又一個「贅脫」的實例），一個叫做「關說者」（despachante）的特別行業遂應運而生。 「關說者」是功德圓滿的媒介者，也是巧言令色的說客，他們已經摸熟了進出官僚迷宮的門路，因此便以職業嚮導的身份，出售其特別的服務。 於是，有意開業的商人（由於必須填滿無數的表格，繳納無數的費用，並且動輒耽誤好幾個月以上），寧願選擇付錢給“關說者”去應付令人生懼的官僚體制。 商人在付給「關說者」固定數量的關說費時，不會提出任何疑問。 官僚則向「關說者」索取一筆不太過分的費用，對此「關說者」也毫不質疑。 之後皆大歡喜的局面是，商人持有規規矩矩的表格，已可開張營業，「關說者」抽到的利潤進入了自己的荷包，而官僚和整個官僚體制也都心滿意足。
法律的詔脫族
當然，並非所有的人都滿意於這種制度。 對執法和治安人員來說，巴西富於創意的「詔脫」多少有點自作主張和為虎作僥倖的味道，更別提明目張膽的貪污和賄賂了。 偶而，公務人員也會有一些重要的壓製手段。 譬如，在裡約，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公告製止汽車駕駛人將車停在街旁，佔用人行道。 立竿見影的效果通常只能維持兩個星期，彼時之間人行道上的車輛一掃而空。 但不久之後便又故態復萌，他們的理由是：既然車道旁的確沒有足夠的停車空間，那麼駕駛人到底如何處置其座車呢？ 難道吃掉不成？ 以上種種，再加上一點友善的“打點”，理所當然地又將一部部的汽車慢慢帶回到了人行道上。
另一個代表「詰脫」法力的典型例子，是發生在本世紀初期，當時的巴西人發現自己陷入一個毫無道理的矛盾之中。 由於天主教教會的極力反對，離婚是被法律禁止的，但是天下的怨偶還是要勞燕分飛，他們的法定身分又該如何稱呼呢？ 經過深思熟慮之後，政府終於想到一個完全巴西式的解決辦法，發明了稱為“待補”（desquite）的這個新身份，以適用於那些已分居，卻因為法律上的離婚根本不存在，而無法 離婚的配偶。 「待補」要為前妻提供贍養費和子女教育生活費的保證，但是任何一方卻不得再行婚嫁（當然這個規定也常遭忽視）。 如此一來，法律問題獲得解決，教會的執事也能高枕安眠，因為知道離婚仍為法所不容。 這個例子同時也將「贅脫」的地位，提升到了一個新的境界，成為國家的法令規章。
雖然大部分的巴西人寧願相信「詔脫」是他們民族中無傷大雅的一環，但也並非所有相關說都能圓滿收場。 尤其是為那些巴西政客所詳細擬定的妥協方案，有時卻導致了損失慘重的不幸後果。 西元1961年，巴西總統閃電辭職，使得國家突然陷入嚴重的政治危機。 根據憲法規定，副總統理應繼任總統，但當時的副總統是一位遭受軍方反對的左派份子。 陸軍將領揚言推翻政府，然而副總統本人對陸軍依然具有影響力，於是劍拔弩張的氣氛頓時使得國家幾乎瀕臨內戰的邊緣。 為了收拾殘局解決紊亂，國會和將領們共同磋商協議出一條折衷方案，當然又是巴西式的：即副總統雖可就職，但要使政府改為議會體系，將大權放在一個由將領認可的 總理手中。
這個巧妙的安排，不意卻招致與預期相反的結果。 因為新總統上台不久，就說服國會舉行全民公投，否決了議會體制。 大權在握後的總統，於是一步步地將巴西向左引導，直到公元1964年，軍方才導出一幕政變，這是一個令「詼脫」也無從發揮和施展的狀況。
牢不可破的體制
儘管有這些不佳的案例，「詔脫」依然是個牢不可破的巴西體制。 社會中不論階層高低，巴西人都本能地去找尋簡便的方法，來應付和解決每天在生活上所碰到的僵局和難題，盡量避免或延緩衝突。 西元1987年，巴西為制定新憲法進行了一場激烈的辯論。 在審視左派與右派間水火不容的分歧後，一位參議員不禁問道：「我們該怎麼辦？」然後他又心平氣和地回答：「我們還不是爭論不已、尖聲怪叫、危言恫嚇， 然後再坐下來讓步妥協。一直都是這樣的。」